摘要： 谁终将声震人间，必长久深自缄默。实践与“大众真理”的博弈从未停歇，而命运的天平无一例外地偏向实践，偏向不尽信书，让思维发散，与真理相接。 他们局限于尺寸陆地时，麦哲伦的船队已劈波斩浪环球归航;他们崇拜着亚里士多德的广博，视其为真理时，伽利略研究着吊灯摇摆的频率，提出物体落体速度与质量并不成正比的猜想;他们对世界的认知被宗教教义束缚时，哥白尼的日心说开始萌芽，天文望远镜另一边已然是无垠星空。
谁终将声震人间，必长久深自缄默。实践与“大众真理”的博弈从未停歇，而命运的天平无一例外地偏向实践，偏向不尽信书，让思维发散，与真理相接。假如思维的涌泉囿于一书固结成冰，又如何淌入璀璨星河，奔流至浩瀚的宇宙?
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林晓东曾说，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后，通常难以进行分析性写作、批判性思考，或与同龄人和教授沟通交流。中国教育更注重学会，而美国教育更强调会学。一位美籍教授对我国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说，中美学生最大的不同，是中国学生更注重理论知识，而美国学生上课摆弄摆弄道具，七动八动，就掌握了。清代袁枚在《与是仲明书》中写道：“书能使人智，亦能使人愚”，当中国留学生拘泥于理论，最终苦思冥想而不得解时，是否记起过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的古训?当年纸上谈兵的赵括，在弹尽粮绝之际，是否也茫然过，那满腹兵书带来的究竟是智慧，还是自以为是的愚昧?
一切离开了具体实际的理论，都只是泛泛空谈。《谏太宗十思疏》中，魏征理想的治国境界是“鸣琴垂拱，不言而化”，上世纪三十年代，美国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，正与此不谋而合。刚开始立竿见影，不久就闹了经济大危机。而中国始终根据国情调整经济政策，从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。
从来就没有非黑即白、非此即彼，即使是真理，在几轮时间洗礼，几番春秋变迁中，也会在某一瞬间，成为面目可憎的谬误。
余华在《活着》的序言里说，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，不是控诉或者揭露，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，即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。我想这种使命的使命，绝不是按着头让读者接受某一观点，应该是引导人们形成独特的个性，使人们有底气趋同于大众，也有勇气独异于世俗。无论哪种生活方式，只要是人们真实自我的发现，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，都平等地高尚着。
了解自我的局限性，发现真实的自我，离不开“思辨”——思所得之正反，辨所思之利弊。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之后，方可笃行。求索存疑，去芜存菁，全面而又精准地将营养融入血肉。这之后就会发现，所谓“尽信书”，不过是怠惰盲从的营垒，学而不思的避风港，只是放弃思辨的一个体面的借口。
今后不必焦虑，不必胡乱表态后一头扎进人潮，求索之路本就漫漫，且静待大浪淘沙。潮水退去，若思辨过后的收获依旧如初，请将其收入行囊，然后欣喜从容地，奔赴一切生而未见之风景。
